第48章 乐幽人生 2

去年今日,就在我现在执笔的午后的时辰,我正和同伴们在克里姆林宫后面的莫斯科河畔散步。在清新的空气中,灿烂温煦的阳光,照在宫中教堂的金顶上,照在碧绿的河水上,照在两岸整齐高大的建筑物上,一片光明静穆的景象,使人心旷神怡。

忽然间,一群孩子,从远远的桥边向着我们跑来了。他们把我们团团围住。毛茸茸的绒帽底下,露出浅黄色的头发,白里透红的苹果似的小脸,蔚蓝的天空似的明净的眼睛,身上穿的是猩红或是墨绿的绒大衣,脚上是黑色的长统皮靴。他们向我们微笑地仰首,我们真觉得自己是被紧紧地围束在一丛鲜花之中了!

他们向我们伸开手掌,手掌上托着许多五颜六色的徽章,等我们捡起那些徽章的时候,他们又指着我们胸前的徽章,意思是要同我们交换。我们连忙从身上摘下领袖头像或是中苏友好的徽章来,替他们戴上,又把他们的徽章,还给他们,他们笑着摇头,只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,偎倚地站着。

这个聚会,给我们以意外的欢乐——我们回去,检视他们同我们交换的那些徽章,真是哪一国的、纪念哪一个节日的,应有尽有,这些莫斯科的孩子,真是交遍了天下的朋友呵!

我记得小的时候读“修身”,其中有一课说:“曾子家儿不知骂,孔子家儿不知怒。”就是说:“曾子家的孩子,不懂得骂人,孔子家的孩子,不懂得生气。”我那时就觉得不骂人大有可能,不生气却很难做到,一个家庭不是孤立的,难道在整个社会里,就没有使你生气的事情?

当我看到那一群天真无邪的苏联孩子的时候,我猛然地想起那两句话来。从他们仰视微笑的眼光中,几乎使人可以看进他们的心底,看到了他们的和天空一样的明净纯洁的心。他们的父母就可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诞生的,在新社会里长大的。他们这一辈更不用说了,连战争都没有经历过。他们在和平温暖的气候中生长,他们的周围只有爱护他们的父母、叔叔和阿姨;他们根本不知诈欺压迫为何物。因此,凡是到他们这地方来的,不论是什么肤色,说什么语言,穿什么衣服,就都是他们的亲人和朋友,他们就会一拥而来,无猜无忌地向这些陌生人伸出交换友情的手。

在资本主义国家里,或是殖民地区,像这样的一群孩子,是看不见的。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,儿童对人类也失了信心,他们怕人欺负他,怕人欺骗他,一个陌生人向他们微笑,向他们伸手,他们都会吓得跑了、哭了,至多也只是犹豫地站着不动,用防备疑惧的眼光盯着你,更不用说是主动地扑到你跟前来了。

自从世界上有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后,人类的赤子之心,就慢慢地消磨殆尽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,在俄国的土地上,把这吃人的制度连根摧毁了。这炮响又像一声春雷,使天真纯洁无猜无忌的赤子之心,又在这土地上到处萌芽,使这一片土地成了个友爱和平花团锦簇的世界。

那一天,在回到旅馆的路上,在我们夸赞这一群莫斯科孩子的谈话中,一位同伴笑说:“我真想抱一个回去。”但是我也常常听到来到我们中国的外宾们,称赞我们中国的孩子。他们说:“你们的孩子真好,一点也不怕生,看见我们走进来,都争着上前,笑着跳着叫‘叔叔好,阿姨好’,你们把他们怎么教育出来的?”

道理很简单,移风易俗的社会主义制度,改造了大人,也教育了孩子。短短的十年之中,和平团结的国际主义精神,已在我们孩子的心中,开出鲜艳的花朵了。

我要永远感谢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!等到世界上的人都不必羡慕夸赞别国的孩子的时候,世界的持久和平,便来到了!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

(原载1959年11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)

乌兰托娅的话

“老师,我脸上的眼泪,不是疼痛的眼泪;我身上的汗水,也不是劳累的汗水!这是从激动和兴奋的心里流出来的泪和汗呵!

“老师,我的腿已经不酸不疼了。阿伊古丽和次仁卓玛已经替我揉搓了半天了。她们看见我的脚抬得更高了,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她们刚走……

“您若是一定还要替我揉搓,那就趁这个时候,让我对您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吧!

“我生在青海海西州的格尔木县,是一个牧场的蒙族干部的女儿。父亲是转业军人。母亲也在牧场工作。他俩都被评为学习著作的积极分子。我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里长大,就像是碧绿草原上,在光天化日之下欣欣向荣的一棵小树,知道的只是快乐和幸福。我从我的双目失明的祖母那里,听到过父亲的苦难家史:什么父亲给青海军阀马步芳家当长工,拼死拼活地干,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呀;大叔叔被马拖死,二叔叔饿死呀。老祖母说到这里,总是涕泪交流。我想,老人们在一起,总爱谈着悲惨的往事,然后又喜笑颜开地感谢、感谢,给了他们以幸福的生活。我想:事情过去了,雨过天晴了,还总提它做什么呢?

“我十一岁的那年,妈妈带我去看电影,那天的影片是《白毛女》。从电影院出来,我只觉得妈妈拉着我的那双手,冰凉、震颤!我惊奇地抬头,看见妈妈的脸上挂满了泪珠。回到家里,她一语不发,轻轻地把门掩上,把我搂在身边,颤声地说:‘孩子,你看了汉族姑娘喜儿的悲惨故事吧?那就是妈妈小时候的经历呵!’说着她指着左手背上那一条很深的伤疤,说:‘你是在蜜水里长大的,妈妈从来不对你讲那些伤心的事情,今天,妈妈忍不住了!’这时,她哭了,我惊惶地上去紧紧地搂住她,又掏出手绢来,替她擦了眼泪。妈妈安静了下来,就慢慢地对我述说了她的故事:她从小就没有了父亲,我姥姥带着四个孩子,给牧主做工,根本没法子过活,我姥姥就把大儿子送给人家当养子,大女儿卖给一个牧主当奴隶,我的那个小姨,在打仗的时候,失散了。最后只剩下我姥姥和妈妈两人,靠讨饭过活。

不久,我姥姥连病带饿也死去了,妈妈只好一人独自替牧主放羊……在一个大风雷的傍晚,妈妈好不容易从漫荒野地里把几百只羊赶了回来,牧主数来数去,发现短了一只,他一边骂一边用鞭子抽我妈妈,还从火塘里抽出通红的火钳,朝妈妈头上打来,妈妈用手一挡,只听得哧喇一声,手上一大片皮肉被火钳夹走了,鲜血顺着手指一行一行地往下流!牧主还逼着妈妈在黑漫漫的风雪之夜,出去把那只羊找回来。这夜,妈妈咬着牙,怀着满腔的愤恨,直奔到昆仑山里……妈妈想宁可冻死饿死、让野兽咬死,再也不回到那人间的地狱里去了。以后的三年中,妈妈就过着像影片上汉族姑娘喜儿那样的悲惨生活,白天在山上奔走,夜晚在崖洞里栖身。说到这里,妈妈又哭了,说:‘喜儿比我幸运,她还可以拿娘娘庙里的供品充饥,而我呢,吃的只是野果和砸碎了的兽骨,披的是死兽身上剥下来的皮毛呵!’就这样直到青海解放那一年,我的那个送给人当养子的舅舅,才领着人民解放军——其中也有我爸爸——从山洞里把她带了回来……这时,妈妈紧紧地搂着我说:‘孩子,咱们今天的幸福日子,都是党和给的,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呵!’

“去年我被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了。离家前夕,我的爸爸妈妈又再三嘱咐我,说:‘你能到北京身边学习,是我们政治上的光荣,生活上的幸福。这是党和给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权利。你一定要听的话,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!’

“我从小就喜欢舞蹈,在学校里就参加了业余文艺宣传队。到了学院,我就报上了艺术系的舞蹈专业。上课以后,我渐渐感到舞蹈的基本功训练对我是十分吃力的。在一班十几个同学中,我的年纪是比较大的。在练基本功时,先练的是拔腿下腰,同学们都能扶着杆子,把腿抬得高高的,而我却怎么也抬不高;同学们都能把身体向后弯成柔美的弓形,而我呢,一滴一滴的汗珠砸在地板上,身子还是弯不下去!老师说我的力量还不够,规格还不好,还要在软度上多下功夫。我从练功场出来,拖着酸痛的四肢,困顿地走回宿舍,越想越灰心。这正是人家说的,年纪大些了,骨头硬了,学舞蹈不行了,我还是改专业吧!

“我就这样有气无力地、毫无信心地练着基本功。老师和同学都替我着急。我的朝鲜族金老师再三地同我说:‘你感到吃力,主要是你顾虑太多,思想不集中。你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来解放你的外形!人的骨头都是硬的,有谁的骨头生来就是软的呢?’我的维族同学阿伊古丽和藏族同学次仁卓玛,都自愿地和我结成互助组,帮助我练功。

“半个月以前,我们全班去看了舞剧《白毛女》。在观剧的几个小时之中,我感到了空前的情感上的激荡!几年前妈妈对我哭诉的往事,闪电般重现在我的眼前。那位扮演喜儿的演员,通过精湛健美的舞蹈艺术,以她的一仰首、一转身、一举足的文艺语言,深刻有力地表达出剧中人的痛苦与仇恨,快乐和幸福!我凝神地看着,先是悲愤得手足冰冷,继而兴奋得热血沸腾!从剧场出来,我挺一挺腰,长吁了一口气,伟大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庄严号召,在我的耳边震响了起来:‘革命的文艺,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,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’这时,我感到了身上担子的分量!金老师不是说过吗?我应当配合自己的思想斗争,来解放自己的外形。我一定要学好舞蹈艺术,用这有力的武器,来团结人民,教育人民,同心同德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,来保卫党和为我们缔造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!

“我回到学院,就悄悄地一直走进练功场,在灯光下又练开了基本功。

“这半个月来,我进步得飞快,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奇欢喜得了不得!您看,我的脚抬得够高了吧?我的腰下得够低的吧?但是我一定还要勤学苦练下去!

“对,今晚上我不再练了,您放心走吧,谢谢您,老师,再见!”

(原载《天津文艺》1977年第6期)

漫谈赏花和玩猫

我为什么不说栽花和养猫?因为我从来没有侍弄过花卉和小动物,这些都是我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爱做的事,他们把我“惯”成一个“坐享其成”的剥削者!

先谈赏花。

我的祖父爱花,一九一一年我见到他时,他侍弄的都是名贵的花。他中年时期,在福州道南祠设帐教学时,就写过十首种花育人的诗,至今他亲笔写的这十首诗,还挂在我的卧室兼书房的墙上。我看见过他侍弄兰花和莲花。在我们福州老家小小的后花园里,小径的两旁:一边是十几盆清淡的兰花,一边是十几盆红艳的莲花。摆着兰花盆的长凳腿下,还放着四个盛满清水的碟子,阻止蚂蚁顺着凳腿爬上去吸吮花露。祖父剪兰花的剪刀,也是竹子做的,为的是不伤花茎。他养出来的那些莲花,还都是并蒂的,还有三蒂、四蒂的,我在别家的花园里,还没有看到过!

我父亲栽花时,还是在工作最忙的时代,一九一一年以前。烟台也不比福州,天气干冷,因此他种的都是些一般的花,如菊花、江西腊、美人蕉之类,还有桃、李、杏、苹果等果树,只要满院子五彩缤纷,他就很满意。到了北京,他虽也每日上班,但工作上是闲散多了,而他种的花也还是这些,甚至有秋海棠、野茉莉之类更为平常的花。

说到养小动物,父亲癖爱犬、马。在烟台时期,常常带我骑马。到了北京,不能养马了,但我们家里还不断地有狗,哈巴狗、北京长毛狗都有。我的大弟弟还存有一个小本子,专记我们那十几年养过的狗,名字、毛色、专长等等。我最记得的是一只名叫“哈奇”的金黄色的哈巴狗,最机灵了,会逮耗子。它是我弟弟们的好朋友。我的弟弟们到北海划船,它会凫水跟在船后。弟弟们玩够了,骑车回家,它就水淋淋地跟在车后飞跑。惹得一位站在门口看街的老太太,向我弟弟们叫:“学生,别让您的狗跑了,看它跑的这一身汗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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